由澳門大學認知與腦科學研究中心(CCBS)助理教授葉靜婷參與的國際合作研究,系統探討激素類避孕藥使用狀況與女性重度抑鬱症患者腦電圖(EEG)生物標誌物及抗抑鬱治療反應之間的關係。研究成果已被國際期刊《Communications Medicine》接收發表(5y IF: 6.4)。
重度抑鬱症(MDD)對女性的影響尤爲嚴重,而激素類避孕藥在育齡女性中廣泛使用。流行病學研究表明,使用激素類避孕藥與抑鬱症的發生風險之間存在關聯,且激素類避孕藥可能影響與情緒調節相關的腦部結構和功能。然而,激素類避孕藥對女性抑鬱症患者的腦電生物標誌物和抗抑鬱症治療反應的影響尚未被探究,這可能對開發更好的女性抑鬱症治療的生物標誌物研究造成潛在混淆因素。
本研究共納入 60 名未服藥的絕經前女性抑鬱症患者,分為三組:非使用避孕藥者(n=25)、複合口服避孕藥使用者(COC, n=19)和純孕激素避孕藥使用者(POC, n=16)。受試者在接受為期八週的10–20 mg艾司西酞普蘭治療前進行腦電記錄。研究評估了五項腦電生物標誌物:α波峰值頻率(APF)、警覺水平、聽覺誘發電位響度依賴性(LDAEP)、額葉α波不對稱性(FAA)及前扣帶回皮質θ活動(tACC)。統計方法包括年齡調整的協方差分析、階層式邏輯迴歸及重複 LASSO 迴歸分析,以評估避孕藥使用狀態對腦電生物標誌及治療反應預測模型的影響。
結果顯示,三組之間的腦電生物標誌無顯著差異。然而,將避孕藥使用狀態納入模型後,所有基於腦電的預測模型均獲得顯著改善。LASSO迴歸分析結篩選出避孕藥使用狀態與特定生物標誌(尤其是 APF 和 tACC)的交互作用,顯示避孕藥可能調節腦電指標與治療反應之間的關聯。在治療療效方面,非使用者的治療反應率為 71%,複合口服避孕藥使用者僅為 24%,而純孕激素避孕藥使用者為 44%。其中,複合口服避孕藥使用者的治療反應率顯著低於非使用者。
研究發現,激素類避孕藥使用并未直接改變未服藥女性抑鬱症患者的腦電生物標誌物,但避孕藥使用狀態可能調節特定生物標誌與抗抑鬱藥物療效之間的關聯。特別是複合口服避孕藥的使用與較差的治療效果顯著相關。研究結果強調,在開發可靠的治療反應生物標記時,考慮激素避孕藥的使用至關重要,這可能會指導未來女性個人化抑鬱症治療的發展。
研究獲多項國際基金支持,包括澳門大學(SRG2023-00040-ICI;MYRG-GRG2024-00022-ICI)、丹麥首都區精神健康服務研究基金(R377-2021-340)、丹麥獨立研究基金(0134-00278B;7025-00111B)、Lundbeck 基金會(R450-2023-1488)及其 BrainDrugs 聯盟計劃(R279-2018-1145),以及丹麥創新基金(4108-00004B)。
全文可查閱:https://doi.org/10.1038/s43856-026-01438-4
新聞來源:澳門大學認知與腦科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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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類避孕藥使用與腦電圖生物標記物

Figure 2
激素類避孕藥使用、治療效果與反應